在商業領域，中國智慧的應用不同于西方智慧，看似“無用之用”，實則“方為大用”。
回顧2022，“瀚海闌干百丈冰，愁云慘淡萬里凝”，國際形勢突變、全球經濟低迷、疫情影響持續……這些宏觀變化對個人和企業帶來了現實層面的巨大沖擊。展望2023，該保守躺平，還是激進一搏？2023，何去何從？對于企業家來說，任何時候都是“信心比黃金更重要”，要有“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的定力與心態，更重要的是，撥開迷霧、看清方向、抓住契機、動如雷震。因為每一次巨變都有其積極意義，伴隨波動、壓力、不確定性的，還有新格局、新機會。君智在2022年下半年連開五場百億商戰課，吸引六百多位企業家探尋逆境破局的戰略解法，由此幫助更多企業度過寒冬。此外，我們還與來自服裝、家居、食品等領域的多家知名企業達成戰略合作，開啟又一批百億案例的共創之路。
這樣的底氣及勇氣，來自于我們一直倡導并實踐的中國智慧。在商業領域，中國智慧的應用不同于西方智慧，看似“無用之用”，實則“方為大用”。我們堅信，君智以五大百億案例實踐為樣本推出的基于中國文化、源于咨詢實踐的中西融合的新一代戰略，可以幫助更多有雄心壯志、不甘心躺平的企業家開啟百億新征程，助益全球商業戰略理論的創新發展。
萬物蕓蕓，復歸其根。當下返回本初研究中國智慧，并不是簡單的復古，而是要結合新情境、新現實去挖掘其中的寶藏，實現更高層次上的創新轉化。事實上，不僅是中國會向傳統智慧要啟迪，全世界都有遇到問題重回軸心時代所產生的智慧來啟發問題解決的歷史經驗。以公元前500年為中心，從大約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間，被稱作“軸心時代”。在此期間，人類各大族群不約而同開始了智慧文明與哲學的探索：中國的孔子、老子等諸賢提供了儒家和道家的智慧；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等智者打開了歐洲哲學的境界；古印度的釋迦牟尼開啟了佛學思想的大門；古代以色列的先知們構筑起猶太智慧的大廈……軸心時代的先賢共同開創了人類思想智慧的寶庫、奠定了人類的精神基礎。中華民族本就為人類貢獻了四大智慧之一——以儒家和道家為代表的中國思想，儒道互補成為中華思想演化的基本脈絡。佛教在兩漢之際傳入中國，至隋唐逐步中國化。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并發展至今的古文明，這足以顯示我們文化生命的生生不息及中國智慧的歷久彌新。商業實踐也能從中國智慧中找到基業長青的密鑰。譬如，孔子講“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告訴我們要認識、重視、利用偶然性，以偶然立命，在偶然性中建立起屬于自己的“必然”，讓自己的企業立于不敗之地。老子講“反者道之動”，折射出事物運動和變化依循的總規律——相反對立、返回本初、相反相成，推動著事物變化發展。因此，觀察事物不僅要觀看它的正面，也應該注視它的反面，解決辦法亦隱藏于此。了解“反”的規律后，“化”便是解決路徑。處理問題時化繁為簡，人際關系中化干戈為玉帛，遭遇困境時化危為機……這些古老智慧都能給到我們解決現實困境的思維啟迪。比如，君智協助飛鶴奶粉化解國產信任危機，確立“更適合中國寶寶體質的奶粉”戰略逆襲洋品牌，2021年飛鶴營收突破200億大關；助力波司登羽絨服化繁為簡回歸主業，重贏主流人群青睞，2021/22財年營收162.1億元；2020年疫情發生后，雅迪電動車化弊為利，提出“一人一車 安心出行”理念，激發出電動車品類新價值，2020年全球銷量突破1000萬臺，2021年實現營收269億元。
然而，此類中國智慧的商戰實踐，在中國經濟大海中猶如滄海一粟，還太少了。這或由中國企業群體性的思維慣性、選擇慣性所致。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企業潛心向西方學習，有的甚至視西方商業理論為金科玉律、對西方商業學科體系頂禮膜拜，反而忽視了對中國智慧的學習、挖掘及應用。在我看來，中國企業若能深刻理解西方智慧與中國智慧的核心差異，并看到由此差異所帶給商業領域應用的巨大威力，便能跳脫出原有思維慣性，創造更多商業傳奇。
智慧難分高低，只是不同而已。中西智慧本就雙美并峙，各領千秋。在商業戰略及企業經營上，若能很好地取長補短，就能形成雙劍合璧，更好塑造企業成果、行業價值及社會效益。西方智慧源于古希臘哲學。哲學一詞最早出自希臘文“philosophia”，即“愛智慧”，日本最早的西方哲學傳播者西周借用古漢語譯作“哲學”。古希臘誕生了一大批偉大的哲學家，泰勒斯、赫拉克利特、畢達哥拉斯、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率先擺脫了神話的思考模式，開始了獨立思考的行動，他們在問“事物實際上是什么”“我們如何解釋事物中的變化過程”的時候，也讓西方哲學走上一條科學理性的思想道路。比如，畢達哥拉斯就主張“數”是世界的始基、萬物的本原，數是眾多的、不變的；一切事物的性質都可以被歸結為數的規定性；數字先于事物而存在，是構成事物的基本單元。這便是西方哲學中“萬物皆數”的思想源頭。也正因數的宇宙觀，才讓人類對宇宙本源的認識開始從實物走向抽象，用數去表達、詮釋，使自然科學成為可能。“數”的思維影響，使得西方人重視邏輯、追求精準，擅長測量、分析、推理、驗證，更有利于把握局部，也讓西方科技迅速發展。例如，西醫就是通過化驗、核磁共振等方式測量出結果后，與正常值區間進行比較，再作出判斷。中國哲學是“生存哲學”，源于實踐行動而非思維活動，所以“度”就成為其中的一個重要范疇。什么是“度”？著名哲學家李澤厚先生認為，“度”就是掌握分寸、恰到好處，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達到目的——人類（以及個人）首先是以生存（族類及個人）為目的。《周禮·冬官考工記》里講“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為良”，描述的便是生產技藝中的“度”。“度”存在于人類的生產—生活活動中，即實踐—實用中，人類依靠“度”的掌握而生存、延續，“度”也隨之不斷調整、變化。中國思想一直強調“中”“和”，類似“度”的實現和對象化（客觀化），遍及社會各個領域。“度”的思維影響，使得中國人不是從純粹理性的角度來把握世界本身的規律，而是從實用理性的角度出發，用非分析、非邏輯、非推理的方式，以一種直觀的思維去把握本質，在解決問題時也敢于繞開邏輯、忽略數字。比如，中醫診療的起點不是測量，而是通過“望聞問切”來把握整體的直觀感受。這種超出理性的直覺性及感悟力，讓諸多領域的創新性突破得以實現。現代物理學的開創者、奠基者愛因斯坦強調直覺思維是科學發現的基本途徑，他突破牛頓物理學的中心范式提出相對論物理學的范式，既不是靠經驗的綜合，也不是靠邏輯的推演，而是“自由的創造（想象）”。
制表：王超
西方智慧和中國智慧，對應到商業領域、應用到企業層面，其所產生的作用力往往是不同的。在我看來，西方智慧更多是作用于產品力，中國智慧則更多作用于競爭力。緣由在于：西方的“數”的思維帶來了科技的力量，生產出更多新工具，創造出更多新產品，與之伴隨的還有技術發展下的模仿、復制成風，由此加速同質化競爭，引發的價格戰無不鉗制行業良性發展。要解決競爭問題，光靠物理層面的產品還不夠，還得通過人心層面的“品牌”這一橋梁才能達到目的——品牌之所以成為品牌，不僅在于它代表某種差異化價值，更是因為它將企業所生產的有形產品匯聚成了一種無形的、長期的、認同的力量。品牌的力量是靠人心的力量產生的，而人心的力量恰恰是技術所難以接通的。因為技術應用更多幫助企業精確地把握局部，如產品研發、流程優化等，重在提升生產力及運營效率。但對于如何抓住消費者人心、把握整體形勢、透析競爭格局，光憑技術力有不逮。如何有效洞察整體、走通人心、突圍競爭，中國智慧具有天然優勢。古話講“得民心者得天下”，《孫子兵法》也不只是一部兵書，更是一部從“道、天、地、將、法”多維度整體把握取勝之道、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寶典。這些舍事言理的智慧，在商場如戰場的當下，無不益人神智。特別是當全球競爭愈發激烈、商業進入VUCA時代、新興挑戰層出不窮，制定企業戰略更需應用中國智慧，善用中國智慧也將使戰略執行事半功倍。中國“度”的智慧本是對“不確定中的確定性”的恰到好處的把握、依天時地利人和而產生。掌握“度”的藝術，更易走通人心之路，贏得人心所向。中華民族是愿意學習、善于學習的民族。當我們融合西方“數”的分析、邏輯、推理與中國“度”的整體、直觀、靈動，就更有機會實現中國企業產品力與競爭力的高維升華，建立戰略驅動下的高階循環，打造出一大批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級品牌，就像可口可樂之于美國，香奈兒之于法國，華為之于中國，塑造出戰略魔力：之于企業，通過打造品牌獨特價值突圍同質化競爭，贏得顧客優先選擇及持續消費，引領開創新的需求，從而構建起可持續競爭優勢；之于顧客，除了選擇成本、交易成本的降低外，那些多元化的、差異性的需求亦得到滿足，還能享受到更專業、更優質的使用體驗；之于行業，由于行業領導者極具產業帶動性，能引領提升規模效益、拓展生產率邊界，他們往往率先進行品類革新甚至重新定義市場；之于社會，當企業都向外傳遞出各自品牌的獨特價值主張及差異化競爭優勢時，便能避免其他企業的無序跟風或同質化跟進所引起的資源浪費，最終提升社會整體效益，創造“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的商業盛景。
制表：王超
道雖遠，行則將至。要創造出和而不同、美美與共的商業盛景，既要看市場整體大盤的“形”，又要觀消費者人心所向的“勢”，這是中國企業的定力之基、底氣之源。積厚成勢，當兼備了“形”與“勢”，再融合中西智慧，便能乘勢而上，直擊百億規模。由此，中國品牌的百億時代也應運而生，中西融合的新一代戰略登場亦時不我待。
眾所周知，中國市場體量大、容量大、潛力大：經濟總量超114萬億元，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超44萬億元；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正處于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快速發展階段；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擁有逾14億人口、9億多勞動力、64.7%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破1.2萬美元的人均GDP……盡管經受短期沖擊，但我國完整的產業體系仍在，強大的生產能力仍在，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仍在。此外，隨著5G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技術發展，中國數字基建逐步繁榮并走在世界前列。2022年3月國務院發布《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為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堅強支撐。中國已是世界第一貿易大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第二大消費市場。近十年（2013～2021）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達38.6%，超過G7國家貢獻率總和，成為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第一引擎。在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消費已連續多年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對國民經濟增長貢獻率高達65.4％。值得一提的是，君智團隊研究發現，那些年營收規模超百億元的民營企業，在消費經濟發展中起到了巨大的主導作用，中國百億營收規模民營企業的數量在過去20年大幅增加，從2000年的僅2家增長至2010年的126家，再到2021年的1044家。這些過百億的企業，不僅擁有更多話語權、溢價權、主導權，更成為一個個吸附資源的引力中心，帶動上下游產業發展，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勝者之戰民也，若決積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猶如軍事中“形”是實力的儲存，中國大市場亦已為中國企業奠定出百億之“形”，各行各業都可能走向分化并高度細分，行業集中度和成熟度亦不斷提升，在吃穿用行住等眾多細分領域都蘊藏著打造百億品牌的機會。有了形，則勝可知，但何以勝可為？要讓形發揮出威力，需要勢。孫子云，“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于千仞之山者，勢也。”形是勢的基礎，勢是形的發展。形是己所素備、易見易知的格局，勢則是市場上那只看不見的手，藏于形后，與形相伴。中國企業要緊抓中國大市場之“形”，更要結合國潮熱厚植人心之“勢”。國潮是舉“國”之“潮”，離不開國力崛起、國運所在、文化底蘊，也與新生代消費人群興起及國貨品牌企業發力緊密相關。Z世代是互聯網原住民，他們經歷了神舟五號、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天宮一號、GDP超日本等諸多榮耀時刻，自豪感油然而生。他們出國留學看過外面的世界，并不認為中國品牌與國外品牌有多大差距，選擇國牌代表一種潮流氣質和生活態度，也代表了一種文化自信。與之伴隨的還有國貨企業品牌意識的逐年提升，他們關注并努力觸達年輕一代的內心，不斷挖掘中國歷史文化形成與之匹配的品牌精神內核與文化表達。國家的推動、資本的注入、學界的研究、媒體的報道，紛紛筑高國潮。這有利于中國企業奪回原本被外資品牌主導且最具附加值的中高端市場。借助這股人心之勢打造品牌，不能只是簡單地跟風推出新品，也不能簡單地采取點狀戰術，而是要有正確的戰略引領、系統的戰略打法，不斷提升品牌在顧客端的價值感，努力向微笑曲線的兩端攀升，由此方能承接中高端消費市場需求，以極具競爭力的品牌拉動國際布局，共同推動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轉變。戰略，不只是指引企業發展的靈魂，更是指導企業經營的地圖。不過，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市場上的戰略理念依然多為西方舶來品。但戰略是高度情境化的產物，新情境要求新戰略。在商業領域，“戰略”概念自20世紀60年代提出以來，經過數十年發展，已構筑起了龐大、復雜的戰略理論體系。然而，西方商業戰略過于強調理性和分析，缺乏對人性與人心的關注，而把握人性、調動人心正是中國市場成功之關鍵。比如，中國人講合理還要合情，而諸多國際咨詢公司又很難真正深入到中國企業的深層文化及精神內核中去。在人心中構建品牌，才能大道無形立于不敗之地，融合中西智慧制定戰略，才能扭轉乾坤展現戰略威力。此外，君智受《孫子兵法》“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啟發，將戰略實現分為戰役戰備系統，戰備重在以西方“數”的智慧構建“形勝”基礎，戰役則以中國“度”的藝術發揮“勢勝”威力，以此實現正確戰略引領下的形勢結合。中國發展的普遍性與特殊性，決定中國企業需要運用西方理論與中國智慧相結合的發展方法。為順應中國市場的百億趨勢，君智升級推出“百億戰略”，協助中國企業搶占百億先機。具體來講，百億戰略有三大特點：一是中西融合，君智將中國智慧引入戰略創新，以中國智慧生道，向西方智慧求術，然后以道御術、以術載道，形成獨特戰略理念以彌補企業在采用西方分析性和分科性方法時的局限。二是注重實戰，避免由于知識的鴻溝、視角的差異、執行的偏差造成戰略落地時“差之毫厘，謬以千里”。三是以點帶面，不只以百億營收為戰略目標，更注重預設多條競爭賽道，協助客戶發揮行業領導者帶動作用、引領行業整體升級、承擔更多社會責任。
制表：肖麗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中國經濟自愈力強韌性足、脈動蓬勃活力強、回旋從容空間廣。中國企業善于學習、勇于爭先、敢于借力。2023已起航，“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云”，我堅信，那些戰略思路清晰、品牌特點鮮明、胸懷百億夢想、積極搶占先機的中國企業，一定能扶搖直上、展翅萬里。
21世紀從最開始就顯現出頻繁的巨變、驟然的動蕩，如世紀之初的互聯網泡沫破滅，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2020年新冠疫情的持續影響等。在商業世界里，戰略理論發展只有數十年歷史。亨利·明茨伯格教授在其巨著《戰略歷程——穿越戰略管理曠野的指南》中，梳理了從20世紀60年代到21世紀初的半個世紀里，西方管理學界在戰略管理領域的重要洞察及學術研究成果，最后歸納總結出戰略管理的“十大門派”，如設計學派、計劃學派、定位學派、認知學派等。但據《戰略簡史》一書作者沃爾特·基希勒三世研究，西方的戰略理論自1995年后就沒有大的突破和創新了，也鮮有全新的重要觀點被引入戰略領域。這或許也反映了全球商業戰略理論亟需東方智慧及中國元素的注入，才能蝶變出響應時代之需的新物種。戰略理念和方法的創新與演進，源于市場環境和重大商業問題的出現，也與世界經濟形勢相關。巨變的格局、當下的情境、全球的現實、市場的現狀，這些正在塑造著戰略的發展。長期以來，中國企業努力學習西方商業戰略思想，但往往出現基于局部“一孔之見”的戰略理解，如亨利·明茨伯格在書中所講，“我們對戰略形成的認識就如同盲人摸象，沒有人具有審視整個大象的眼光，每個人都只是緊緊抓住戰略形成過程的一個局部，而對其他難以觸及的部分一無所知”，但“我們不可能通過簡單拼接大象的各個部分去得到一頭完整的大象，因為一頭完整的大象并非局部的簡單相加”。最好的致敬是超越。吸納西方知識后，必須回歸本土文化，才能推出適合中國情境、可為世界提供借鑒的新一代戰略理念與方法。正如英國哲學家羅素百年前的感言：“中國人自有一套東西，能為世界文明做出新貢獻。這種貢獻彌足珍貴。”我一直努力將中國智慧引入戰略創新，讓戰略不再只是頂層管理的獨角戲，而是公司整體上下同欲的交響樂。任何一個新戰略，在發軔之初，都是從提出不同于傳統的觀點開始。新商業戰略也如人類每一次重大思想發現，必須歷經數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得以流行。讓我們踏上時代的步伐，與國運共振，與各界仁人志士共同構建更多源于中國文化的商業理論，塑造更多商業領域的“中國蝶變”，為全球商業進步增添中國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