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英國新經濟基金會的最新報告說，“西方把廢氣排放轉嫁到中國。”原因就在于，“西方國家把工廠轉移到中國大陸，因此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反映出西方國家的高消費水平。”報告舉例說，“每一件在中國生產出口到英國的物品，其廢氣排放量比在英國生產要多1/3。”  
　 從一個中國人的角度來看，這樣的局面是很令人憋氣的，有點賠本賺吆喝的感覺。一方面，中國生產的物美價廉的消費品維持了西方人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中國還得承受污染了大氣的指責。當然，英國新經濟基金會這份報告的基調還是公允的，它主張“氣候變化的討論焦點應從商品生產國轉移到商品消費國”。  
　 筆者認為，雖然新經濟基金會的這個主張很不錯，但是要落到實處也很不容易。盡管我們在國際輿論戰中仍然要繼續大聲疾呼，讓世人都知道誰才是造成大氣污染的真正禍首，但要真正解決這個問題，卻還是要立足于自己的產業政策。  
　 有人指出，就中國目前的現實情況而言，一個簡單而有效的辦法是：在考核官員的政績時，用一種叫“國民生產凈值”（NNP）的指標，取代現在通行的“國內生產總值”（GDP）。這種“國民生產凈值”實際上就是刨除了GDP中環境破壞和資源消耗所造成的損失后的經濟發展速度，顯然能夠更好地衡量經濟增長和福利改善的真實情況。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用GDP作為衡量社會福利指標的最大片面性，就是忽視了經濟增長的環境成本。實際上，在計算GDP的過程中，不僅沒有扣除經濟增長的環境代價，而且在以環境為代價的增長方式中，還將本來是“成本”范疇的環境損失，在環境資源經過了生產過程后，間接地變成了經濟增長中的增量部分即“產出”了。而這就意味著，對環境的利用越多、破壞越大，GDP指標反而會越高。  
　 用NNP取代GDP，一個可能的“副作用”是，它會迫使中國企業投入更多的資源來減少廢氣、廢水和有毒垃圾的排放，使“中國制造”的成本上升，影響其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競爭力。從長遠來看，這種“副作用”卻會“倒逼”中國加快產業升級的步伐，最終走上靠技術和品牌來參與國際競爭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