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今后要繼續保持持續的經濟發展，就必須加強傾注在技術研究開發的投資。但是，中國既沒有技術力量，又沒有這個意識中國作為一個全球新興的制造業大國，為世界所公認，其未來的趨勢與地位，被認為可直追19世紀的英國制造業及20世紀的日本及美國制造業，但必須指出：制造業大國不等于經濟大國，甚至中國目前是否已經是一個十足的制造業大國，也有商榷的余地。 
　 今天中國之所以獲得世界工廠的稱譽，是建立在大量耗用原材料、大量耗用能源、大量耗用初級勞動力、大量進口發達國家的知識技術產權以及大量犧牲環保及生態資源的成本之上的。世界經濟論壇（WEF）2006年9月26日公布的2006—2007年度《全球競爭力報告》顯示，中國大陸全球競爭力排名在第54位，去年是第49位。自2002年以來，中國大陸GDP高速增長的同時全球競爭力卻在急劇下滑，先是2002年的第33位，2003年掉到了第44位，再到2004年的第46位，2005年的第49位。 
　 這種競爭力下降主要是長期以來我國對外來技術和設備重引進、輕消化，重引進硬件、輕引進軟件，以致造成了引進—落后—再引進的局面。中國在技術和設備引進的熱潮中，日本逐漸成為最大的技術和設備的輸出國。“中國今后要繼續保持持續的經濟發展，就必須加強傾注在技術研究開發的投資。但是，中國既沒有那技術力量，又沒有這個意識。當然，只有從日本購買技術專利、繼續引進新的技術，以外沒有別的方法。”日本國際經濟學家長谷川慶太郎說。 
　 中國制造日本專利 
　 中國經濟發展與日本密不可分，主要因為三點：一是日本擁有優秀的技術實力和為確保技術優勢而對研究開發的巨大投資；二是日本企業能向中國提供經濟建設不可缺少的高質量產品；三是日本向中國提供工業生產必不可少的大型生產設備。 
　 截至今年4月5日在國家知識產權局網站檢索結果顯示，在中國境內申請的發明專利中，專利申請地址來自于日本的有183196條，而地址為中國的發明專利僅有12632條，美國為122502條。僅在中國境內的發明專利申請，日本公司就超過了所有國家，排在第一位。 
　 通過“申請人”一欄檢索，海爾發明專利數為528條，康佳為134條，TCL為162條。相比較之下，松下1家公司在中國申請的發明專利數就達到了16825條，索尼為9817條，日立為8402條。靠專利吃飯的美國高通公司，其發明專利申請量不過1539條。“海爾、TCL、康佳……你數吧，把能想起的中國有名的公司都算上，數到100家，這100家中國公司的所有發明專利數，還頂不上1家日本大公司。”國家知識產權局一位負責人感慨。 
　 據統計，在中國的不少電子信息企業，產品要付出的專利費往往高達15％-20％。在我國通訊、半導體、生物、醫藥和計算機行業，外國公司擁有的專利占60％-90％以上，特別是航空設備、精密儀器、醫療設備、工程機械等具有戰略意義的高技術含量產品，80％以上尚需依賴進口。來自國家統計局的資料說明，目前我國三分之二的大中型企業沒有自己的科研開發機構，四分之三的企業沒有科研開發活動，完全依靠照抄別人的產品。 
　 人大副委員長蔣正華披露的數字更是令業界吃驚，據他透露，2006年全國人大組織了一次《專利法》的執法檢查，“我們發現，全國還有99%的企業連一件專利都沒有，大量的企業都還是依靠外國的技術，或者其他企業開發的技術在生產。” 
　 商務部統計數據，2006年1-11月份，全國登記的技術引進合同共9537項，合同總金額203.5億美元。其中，從日本引進金額為48.3億美元，遠高于美國的38.1億美元，在所有國家中排名第一。而據專家估計，還有很大一部分技術引進合同并沒有登記。實際上，中國每年要花費500億美元來買技術。其中，日本是最重要的技術來源國，500億美元意味著每年可以再修1.5座三峽大壩。 
　 其實專利差距僅僅只能說明電子信息產業等消費類行業的情況。在拉動經濟增長的投資、消費、外貿三駕馬車中，中國對投資的依賴度越來越大，已經接近50％的水平。投資與重化工業等基干產業的關系密不可分，而如水銀泄地般滲透進中國基干產業的正是隱藏和融化在微觀經濟世界中的日本財團。 
　 日本掌控產業鏈制高點 
　 中國的經濟發展使中國制造業對日本的材料和零部件有看強有力的需求。中國鋼鐵產量雖然為世界第一，但是高級鋼材卻很少。高強度鋼、電磁鋼、表面處理鋼這些高利潤附加值的高級鋼、特殊鋼均被日本所壟斷。 
　 日本的機床從1982年開始一直保持著世界市場占有量第一的地位，2005年日本的機床在世界市場上的占有率超過30%。與過去的“老師”德國相比，優勢也非常明顯。2006年，中國汽車產量為728萬輛，中國生產汽車部件的機床年均工作時間高達3500小時，只有日本生產的機床能保證連續5年性能不變。在重工業的生產資料上，中國很依賴日本提供的大型設備。 
　 中國這個崛起中的大國，過多的對外依賴，現代化的基礎是不牢靠的，經濟安全和國防安全也是不牢靠的。對外開放和自力更生是可以并行不悖的。科技部資料顯示，中國全部固定資產投資中的設備投資三分之二依賴進口，而進口日本設備的投資股份額排名第一。 
　 中國投入巨資興建的西氣東輸、海氣登陸、廣東福建進口LNG（液化天然氣）等一系列重大天然氣項目，新日鐵和住友金屬工業等日本財團企業控制著高級不銹鋼無縫鋼管的供應，大型LNG船的技術掌握在石川島播磨重工和商船三井手里。 
　 中國高速鐵路建設引進的是川崎重工的技術，機車原型是日本新干線E2-1000。中國向日本訂購的60列火車中，3列在日本完成，并完整交付給中國；另有6組以散件形式付運，由中方負責組裝；最后提供中國國內制造剩余的51列列車所需要的設備等知識產權，但一些高技術部件仍會采用進口產品。 
　 2007年5月14日，國家核電技術公司與西屋電氣等公司在美國芝加哥聯合簽署了三代核電自主化依托項目最終合同談判備忘錄，隨后將從西屋電氣公司引進四臺ＡＰ1000機組。而東芝擁有西屋電氣77％的股份，占全球核電市場份額28％。國際核電企業以日系為中心，正在逐步形成三足鼎立局面：日立—通用、東芝—西屋、三菱重工—阿海琺。 
　 中國各地的基礎建設和資源開采讓工程機械與礦山機械的損耗相當大，性能良好的大型基建設備的需求量也非常大。日立建機、三菱重工、小松、神戶制鋼、住友建機等日本企業生產的基建設備卻能很好地經受住這種考驗，日本企業的技術很好地解決了金屬疲勞問題。 
　 在化學工業和材料工業中，日本也具備技術上的壟斷優勢。如高級面料，特殊面料用的人工纖維和化學纖維，耐熱性強、重量輕、強度高的碳素纖維等。除此之外，以日本綜合商社為首的財團企業把持著能源礦產的上游資源，從澳大利亞的鐵礦到中東非洲的石油，從蒙古的銅礦到俄羅斯的天然氣都是日本綜合商社的勢力范圍。 
　 中日兩國產業空洞化的差異 
　 很多經濟學家認為日本在上世紀90年代因為懼怕產業結構空洞化，而失去了產業結構轉型的大好機會，導致在信息產業方面落后于美國。但就現在的情況來看，這種穩健讓日本既保持了傳統制造業上的巨大優勢，又使其在信息產業上取得了后發優勢。對自身產業的保護和自主標準的堅持甚至讓日本在信息產業的某些領域強于美國。 
　 產業結構空洞化，包括正反兩方面意思：一方面指發達國家經濟結構的脫工業化和服務化，現在很多發達國家服務行業在GDP的比重已經超過70％，但是因為掌握核心技術和高附加值的配套服務，依然控制著產業鏈的上游（日本）；另一方面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已有產業處于衰退階段，而新的產業還沒有得到發展，或者新的產業發展的不夠充分，不能彌補已有產業衰退的影響，造成經濟陷入不斷下降甚至萎縮的現象（中國）。 
　 為了嚴防產業結構空洞化，日本制造業對外投資的“三步曲”通常是：先將組裝工序轉出，在海外進行模塊組裝生產，第二步是在當地采用部分零部件，第三步是原材料產業跟進投資。日本企業向中國轉移生產中很大部分是勞動密集型的組裝和加工業以及中低端資本密集型產業（如汽車行業），但是核心技術和工藝不會轉移。 
　 日資企業在國外制造的最終產品中，除了完整產品外，還包含著很多日本制造的高技術零部件等中間產品，因此，日本企業擴大對外直接投資直接帶動了日本的機械設備和零部件的出口，這不僅有利于日本出口增加而且也對日本經濟景氣恢復做出了很大貢獻。近年來，日本政府和財團認為日本主要利用“最終產品”賺錢的時代已經過去，因此積極推行“知識產權立國”政策，即以輸出知識和智力為主，超越“技術立國”的時代，產生和提供附有知識產權保護的技術信息。 
　 在這種國策的指導下，日本成為了工業化成長道路上亞洲各國的技術、設備甚至是產品提供者。“不買日貨”的韓國給中國的印象一直是“自強不息”，但是長期以來受制于日本卻是不爭的事實。1965年樸正熙政府恢復了日韓外交后，由于得到日本的援助經濟進入高速度成長時期。截至2005年，韓國對日貿易累計逆差達2500億美元，其中零部件、材料領域所占比重最高，達65.9%（2005年統計數據）。2007年1月28日韓國產業資源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06年韓國對日貿易逆差創歷史新高達到253億美元。 
　 在亞洲各國之中，只有印度尼西亞一國對日本貿易出現順差，從而成為唯一的例外。因為印度尼西亞生產石油，能靠石油輸出而得到貿易盈余。中國對日貿易從80年代開始一直是逆差，僅2006年就高達241億美元。2002年至2006年的5年間逆差累計達812億美元。在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巨大的同時，出現對日貿易高額逆差，這其中還有相當部分是中國背負了日本對美的順差，因此中日貿易的實際逆差還不止這個數。說的形象一點就是中國幫日本生產產品賣給美國，賺一些打工的錢。 
　 當審視我國微觀經濟領域時，一種產業空洞化的巨大危機感油然而生。2006中國企業百強中（銷售額排名前100家），電力、能源、電信、銀行、保險等國有壟斷型企業占了46家，外資占據了13家，純民營企業只有5家，靠自然發展壯大的僅10家。很難想象在未來20年內，低技術含量的低端資本來帶動國民經濟的發展，是一個穩步走向崛起中大國的所為。宏觀經濟領域中國受到美國的脅迫，微觀經濟領域中國又受制于日本，筆者雖然位卑卻不敢忘憂國。 
　 路在何方？ 
　 中國經濟宏觀強、微觀弱的局面被經濟界所公認。2006年有一本書叫《世界是平的》暢銷全球，書中就建議中國和印度應當接受目前在世界格局的分工，不要去試圖占有更高端的領域。這種說法顯然是不可能被中國接受的。現在中國慢慢意識到了這種靠資源消耗、大量投資和市場換技術拉動GDP快速增長的方式已經嚴重制約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 
　 今年4月30日，商務部和海關總署聯合發出公告，決定從5月20日起對部分型號的熱軋卷材、冷軋板材等鋼材產品出口實行出口許可證管理，5月21日，我國政府又再次出臺規定：提高鋼鐵出口的關稅，鋼坯及部分鋼材將加征5%-15%的關稅。同時國資委出臺的央企改革計劃明確提出了培養30-50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集團的構想。2006年的《國家中長期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中又明確提出了到2020年將我國對外技術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 
　 這些美好的愿景還需真正具有競爭力的中國企業去實現，華為或許能給國人一些希望。在電子信息產業，中國企業與國外企業展開了激烈的競爭。華為總裁任正非說過一句著名的話：歐美的專利如今已經占領了山頂，我們就要用專利把山腳圍起來，讓他們下山的時候繞不開我們的專利，然后用山腳的專利去換山頂的專利。 
　 從眺望對手到近身搏殺，華為在19年專利長跑中已經大幅縮小了與跨國競爭對手的差距。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最新一期年度報告顯示，2006年華為提交PCT(專利合作條約)國際專利申請575件，去年這一數為249件，超過思科2.4倍。同時，華為在企業排名上也力壓愛立信、三星等企業，在純通信企業中僅位于諾基亞和高通之后，在全球申請人中排名從第37位上升到第13位，并且占到中國PCT國際專利申請量的14.7%。 
　 即便是像華為這樣每年按銷售收入的10%-15%投入研究開發，在研究經費的數量級上縮小了與西方公司的差距，也在專利上縮小了差距，但相對世界其他公司幾十年的積累還是不夠的。經過19年的艱苦奮斗，迄今為止，華為尚沒有一項原創性的產品發明。 
　 對于華為所缺少的核心技術，華為只是通過購買的方式和支付專利許可費的方式，實現了產品的國際市場的市場準入，并在競爭的市場上逐步求得生存。購買核心專利之后，華為主要做的是在西方公司的成果上進行了一些功能、特性上的改進和集成能力的提升，更多的是表現在工程設計、工程實現方面的技術進步。基本專利的形成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即使是應用型基本專利的成長過程也至少需要3-5年，在這一點上華為有著清醒的認識。 
　 國家重工業化是日韓崛起的那個時代的特征，而信息化則是這個時代的特征。日本的微觀經濟模式讓日本實現了重工業化，同時也讓日本取得了在信息化時代的巨大優勢。對于中國這個崛起中的大國，如果放棄了自主的基干產業就等于放棄經濟建設的基礎，如果放棄了信息產業就等于放棄了未來。像華為那樣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給中國帶來希望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現在中國企業競爭力的嚴峻形勢。 
　 中國多元化的時代特征，決定了中國需要采用多元化的發展趨勢。現在越來越多的人也認識到完全市場經濟無法解決中國產業不合理的困境，政府宏觀調控也無法加強中國企業整體的競爭力。在技術、貿易、金融、投資、物流、信息和人才上落后的中國企業面對國外先進企業的競爭，整合資源是必然的選擇。 
　 在1997年以前，中國政府著力去培育日韓式的財團型大公司，亞洲金融風暴的突然出現，讓這種努力半途而廢。今天我們再次感受到日韓企業巨大競爭力的時候，當初對日韓模式的否定似乎就不那么站得住腳了，光陰荏苒10年的時間就這么過去了。 
　 中國經濟經過改革開放30年的發展，無論是物資還是技術或者是人才，都有了一定的積累。面對國際競爭的巨大壓力，我國應該重新考慮如何能集中全國的資源，建立一個綜合性的在市場經濟下以計劃為手段的微觀經濟管理集團。合理分配資源，合理運用全國的人力物力。確立一個長遠的戰略目標，為中國的騰飛提供動力。 
　 經濟發展為中國積累了巨額財富，在完成原始積累后，應該把這些積累投入到使微觀經濟可持續發展上來，像大飛機、航母的建造是重新建造和培養中國制造業的契機。同時這些大型建設項目，應該盡量讓有技術積累的民營企業參與進來，帶動中國企業間的跨行業合作。中國現在奢望在各個行業都擁有很強的競爭力是不現實的，為了追趕日本等發達國家，只能把有限資源投入到中國還具有優勢的行業上，像我國對國產化程度較高的3G標準TD-SCDMA的絕對扶持和TD-SCDMA產業聯盟的建立就是比較好的例子。